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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瓷都”是潮州——從史志上看潮州窯


   2004年4月12日,中國輕工業聯合會和陶瓷工業協會授予潮州“中國瓷都”的稱號。同年7月11日,中央電視臺新聞頻道在“媒體廣場”介紹:7月7日,江西景德鎮成立了志愿律師團,并向法院提起訴訟,狀告中國輕工業聯合會和中國陶瓷工業協會侵犯景德鎮名譽權,稱把制瓷歷史沒有景德鎮悠久、瓷器質量沒有景德鎮好、影響沒有景德鎮大的潮州授予“中國瓷都”稱號,是開了個“國際玩笑”。但我們從史志上看,潮州不但在建置上比景德鎮(民國才有鎮稱,清代以前稱浮梁、新昌、新平)早一千多年,而且在制瓷歷史、生產規模、出口情況和國際影響,都是景德鎮所望塵莫及的,只是先前的研究和宣傳工作做得不到位而己。本文從介紹潮州制作陶瓷的歷史、生產和出口規模和國際影響三個方面與景德鎮作比較,便可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這次評定潮州為“中國瓷都”是有充足的歷史和現實依據的。
   一、潮州在漢晉時期已大量生產陶瓷
   在地圖出版社的《中國地圖冊•江西省》的介紹有“景德鎮市位于本省東北部的皖贛鐵路線上,已有一千六百多年歷史,為我國古代四大名鎮之一,宋代以‘景德名窯’聞名全國,因制瓷業發達,有‘瓷都’之稱。”這介紹有兩處錯誤。其一:景德鎮雖然與岳飛大敗金兵的朱仙鎮、盛產火腿的金華鎮、鑄造業發達的佛山鎮同為中國四大名鎮,但由于是清代末年才有“景德鎮”之稱,故與“古代”沾不上邊。因為在歷史學概念上,清末屬于現代而非古代。其二:宋代沒有“景德名窯”之說,景德是宋真宗趙恒(998至1021年在位)的年號之一,只有四年,即1004至1007年。相傳當時在江西饒州浮梁縣己開始生產瓷器,故以年號為鎮稱。而現今市區前稱“大廠”,是明宣德年間(1426年開始)建的官窯廠址。所以從考古和遺存瓷器來看,景德鎮的大規模制瓷歷史才有六百多年,比潮州在北宋神宗熙寧年間(1068年開始)大規模出口瓷器要慢四百年!宋代便有“景德名窯”的說法是沒有根據的,從來就沒有什么學術機構承認過景德鎮是“中國瓷都”,那有什么名譽權?。
   浮梁縣是唐憲宗元和年間(806年開始)才置縣的,這不但比潮州在隋文帝開皇十一年(591)置州要慢二百多年,而比潮州的古稱海陽在周成王元(公元前1050)年置名要慢一千八百多年!浮梁縣在唐宋間以產茶而聞名,唐代大詩人白居易(772至846年、字樂天,太原人)在他晚年作的長詩《琵琶行》中也有“前日浮梁買茶去”之句。宋代的饒州(包括浮梁)也為皇家產茶的場廠。而大規模燒制瓷器必須取土和砍樹作燃料,這似乎是皇家茶園的規制不允許的,可見宋代未必能在浮梁產茶區大量燒制瓷器。
   而在潮州方面:一般人以為是北宋的熙寧、元祐間才在城東筆架山生產瓷器(其窯址在1961年9月被廣東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現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但從考古的發現來看:潮州先民在八千年前已生產陶器。1993年在南澳(古屬饒平縣)后宅鎮象山尾新開口南壁(地名)己出土有深灰色的粗繩紋陶片,據中山大學曾騏教授判定:其生產年代在八千年前!而原潮州城郊陳橋和池湖村貝丘遺址出土有大批陶器殘片,證明潮州城郊在四千多年前已大量生產陶器。此后在漢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皇帝劉邦封越將搖毋余為食邑一千八百戶的海陽侯,他本人或后代在澄海澄城北五里的蓮陽河西側(原潮州古海港)建有王臺,從遺址出土的大量瓦片、瓦筒、瓦當來看:潮州當時己能燒制高檔建筑材料以供多梯級多層的高臺宮殿之用,如長三十五、寬十七、厚五厘米的漢磚和水罐、舀、皿、唾壺等器物,特別是瓦當這類高級建筑材料,絕非是一般民居能作裝飾使用的。廣東至今發現有瓦當的漢代建筑僅有三處:一處是廣州市區中山四路的越王臺,二是梅州五華雄獅山的長樂臺,加上黽山遺址共是三處。而南越王趙佗的長樂臺遺址在韓江的梅江上游,也有可能是在潮州燒制建筑材料后水運到雄獅山建臺的,因為該臺的瓦當類似龜山而異于廣州越王臺,所以也可知潮州制陶生產早在二千多年前便十分興旺和發達。潮州博物館藏的漢代綠釉陶壺,也是漢代潮州己能生產陶器的佐證。
   在潮安縣歸湖鎮塘埔管區烏石嶺南坡的“蜂采花”,有晉孝武帝太元十一年(386)葬墓,出土有瓷碗、瓷盂和瓷紡輪。而在潮陽孤山的次年葬墓群也出土有八件瓷器,其中有盤口雞首壺、瓷羊、瓷奩和蓋、四耳罐等。在揭陽博物館也有晉代的瓷羊和陶罐,它們的胎質與潮州城北窯上埔陶瓷窯遺址的殘片相同,由于這兩處晉墓都有紀年磚,可以證明潮州在一千六百多年前的東晉已能生產瓷器。窯上埔又名窯房,在原城區西北郊,南面距西湖山一里,附近有田東園、甕片山、北堤頭、竹竿山、象鼻山等處,都是唐代以前燒制陶瓷器的窯址遺存。隨著年代推移和城區擴大,至今在新溪旁尚存唐代以前的鏝頭窯址一處,其殘部為馬蹄形,其結構的保存比較完整,1987年被列為潮州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新溪旁唐窯遺址較為完整,其平面為半橢圓形,方向一百八十度,尚存窯床、窯后壁和煙道等部分。它們都用耐火土夯筑而成,極為堅固,主要是燒制建筑材料和陶瓷兩用的窯址。出土的器物主要有碗、碟、罐、壺、杯、盆、枕、壇、磚、瓦等,釉色有青、黃青、醬褐等。釉面都開片,器物施釉多不到其底部。建筑材料有磚、瓦當、板瓦和筒瓦四種,胎色為灰白或白,火候不高,飾紋有蓮花瓣和菊花瓣。這一帶先前有六處以上的窯址,加上原潮州府境內的揭東縣曲溪鎮龍石管區赤血河窯址、榕城榕江北岸十二里的黃岐山遺址、普寧流沙鎮東北六十里的廣太鎮綿遠管區虎頭埔古窯址(十五座),可以窺見唐代以前潮州陶瓷窯的生產規模和繁榮情況。在潮州市博物館還藏有南朝的十二生肖云龍蓮花瓶和隋代的黃釉三耳罐,而在史書上,目前尚未見有景德鎮唐代以前生產瓷器的記載。
   二、唐代潮州陶瓷生產的盛況
   1954年2月,在潮州城北南郊的廈寺鄉洪厝埔,因民工們取土修堤,開挖出一片燒制青釉瓷器的窯址,經有關專家查勘,確認其中有三座屬于唐代。附近的竹園墩也有五座,并有唐井二口。而在城北的四處小山崗居然有二十六座,它們的窯身長約六米、高三米,窯體分窯門、火膛、窯床、煙道等部分。唐代潮州窯產品的工藝精美方面為國內各窯之先進.有印紋、鏤孔、刻線、堆帖、點彩幾種,其中有一件直口平底盆,在通體青釉上點染醬褐色,頗為醒目,被認為是潮州彩瓷的鼻祖,這種染彩方式,比低溫的“唐三彩”陶器更加先進。而印花瓦當有橢圓和圓形兩類,表面模印的花瓣均勻規整,手法熟練,與西安出土的大明宮(唐代)相同。這不但反映潮州窯當時的制作水平,也對其生產年代的認定提供了參照的依據。從窯址附近出土的蓮花紋紀年磚有“儀鳳四年(679)”字樣,可知這些窯址建于初唐。
   儀鳳是唐高宗李治(650至684年在位)的年號之一,儀鳳四年六月改元為調露元年(次年八月又改元永隆),所以《中國歷史紀年表》把儀鳳四年作為調露元年,不能以此來懷疑此紀年磚的可靠性。當時是韓愈(768至824年,字退之,河南孟縣人)貶潮的一百四十年前,可知潮州應該是很繁榮的,因為蘇軾(1036至1101年,字子瞻,號東坡,四川眉山人)在《與潮州吳子野論韓文公廟碑書》有“嶺外瓦屋始于宋廣平(名相宋璟之言),自爾延及支郡。而潮(州)尤盛魚鱗、鳥翼(都是瓦屋式樣),信如張燕公之言也”,可知當時潮州多是瓦如魚鱗和鳥翼的瓦屋而非浮梁茶鄉的土寮茅舍。
   潮州當時還建有“浪西樓”;韓愈在唐憲宗元和十四年(819)貶潮時,大詩人賈島(字閬仙、范陽人,時任長江主簿)有《寄韓潮州愈》詩:
   此心曾與木蘭舟直到天南潮水頭
   隔嶺篇章來華岳出關書信過瀧流
   峰懸驛路殘云斷海浸城根老樹秋
   一夕瘴煙風卷盡月明初上浪西樓
   在唐代,建樓是了不起的事,當時武漢有黃鶴樓,南昌有滕王閣,都是天下聞名的樓閣。潮州的“浪西樓”能在大詩人筆下出現,也應該是名聞全國了。而建高樓用的陶瓷建筑材料,肯定也為潮州窯所產,而唐代潮州開元寺、潮陽靈山寺、程鄉(今梅州,清代以前為潮州屬縣)陰那寺等一些大型建筑興建的內需,也和海外貿易一樣促進了潮州窯的生產和發展。
   潮州博物館藏還有兩件唐代的青釉四瓣口大碗;其中的一件大碗口徑三十一、高九點三、足徑十五點三厘米,敞口、圓唇、內壁口沿壓有四個凹點而成為四瓣口,連接有四條凸起的直脊至碗底,圓餅形足,足底用慢輪旋削成“玉壁底”,通體施釉,釉色青中泛白,開冰裂紋片,光澤潔潤,晶瑩似玉,碗底有四塊圓形的墊燒跡,可見其胎釉結合緊密。目前存世的唐代瓷碗中存在“四多四少”的情況,即:小碗多、大碗少,半截釉的多、滿釉的少,平底圈足多、玉壁底的少,脫釉的多、胎釉結合緊密的少。所以在北京故宮博物館珍藏的另一件唐代潮州窯大碗屬于國寶級文物,應是中國唐代瓷碗中最好的一件。
   1981年,參加在上海舉行的中國陶瓷外銷學術討論會的泰國學者,帶來了從曼谷出土的九片中國古代瓷片,其中有兩片的造型(局部)、釉色和墊燒跡與唐代潮州窯大碗的局部完全相同,由此而成為唐代潮州窯產品曾出口泰國的物證。從史書上看,早在唐代,伊朗和泰國便與潮州有貿易關系,《全唐文,德宗紀》便有“波斯,古暹本兩(國)舶順風而至潮州”。而伊拉克在古代是波斯的一部,巴格達博物館戰前便收藏有潮州窯產的瓷狗、瓷人像(深眼高鼻)和軍持(水壺)等產品。而在泰國博物館,也珍藏有唐代潮州窯出產青釉四耳罐、大碗、碟、盆等。由于其中一件有“水東窯”字樣,有的專家便認為是梅州畬坑的水東窯而不是筆架山的水東窯所產。但這不要緊,因為唐代的梅州也屬潮州程鄉縣。而景德鎮在唐代是沒有生產瓷器的,更談不到出口貿易。
   三、宋代潮州窯的生產規模和國際影響
   一般人以為宋代潮州窯只是城東筆架山百窯村一處,其實它只是三大窯區中的一個,另一個是在潮州城南、城西和城北,統稱附城窯區;再一個是澄海程洋崗的港口窯區,它屬澄海蓮下鎮,1973年7月在程洋崗、窖東、窖西、管隴等處,發現有十二處窯址,而當地民眾傳說“五代有七窯,北宋有十三窯,明代有十七窯”之多!但其中九處窯址肯定是北宋和五代的。而程洋崗的營盤山(距澄城十五里)在1961年2月也發現有古窯遺址,由于瓷片都有筆架山窯特征,因而也是屬于唐宋潮州窯的延伸。而在程洋崗二里處的窖西缶灶山也有宋窯遺址,可見當年潮州港口也有很多專為出口燒制瓷器的瓷窯。
   筆架山窯區依山傍水,南北迤亙八里,北起虎頭山,南至印仔山,窯址鱗次櫛比,有“百窯村”之譽。由于此窯區先前己多有介紹,這里不再重復。但應該一提的是筆架山窯區向東南的磷溪鎮仙田管區的缽仔山延伸,在山北坡出土有三處宋窯遺址,面積約十五畝,是用紅磚砌壁的龍窯,窯壁因為多次燒制瓷器而呈現玻璃狀。每窯長約三十米、寬二點八米,窯址中尚有一條火膛和窯門可以辨認,從遺物標本的瓷質、釉色和工藝特點考證,都與筆架山宋窯相同。而筆架山窯僅現在保存的一條殘長的窯膛便達七十九點五米、寬六點八米、殘高四點二米,共計二千二百七十點五二立方米!據稱每次能燒制瓷器二十二萬余件(只),是北方名窯的總產量。而景德鎮自稱清代最輝煌時期的每年出口量也只有八萬余件(只)。從窯膛壁殘存的玻璃結晶體來看:此窯已經多次使用。對比潮州窯這一驚人的生產規模,可見景德鎮當時的生產規模是微不足道的。
   如此超長的龍窯,其燃料的選用和投放、盒缽的放置和擺疊,爐溫的控制和保持,還原氣焰的運用和掌握(俗稱看火),都需要復雜的工藝和技術處理,沒有豐富的經驗和厚實的物質基礎,是難以掌握的!而且這樣的窯址,在筆架山還有十三條之多。由此也可見潮州窯瓷器不但在燒制上為當時世界第一,而且質量也是別處瓷窯所不能相比的,因為其胎質堅實細密,極少有鐵斑和氣孔的存在,可知在制胚前的煉泥操作上已有認真的淘洗和捶壓,這也是領先當時的全國同行。而釉色有白、影青、青、黃和醬褐色五種,這也是世界之最,因為國內名窯一般只有一兩種釉色(因為受生產規模所限制)。而潮州窯產品的釉質多有開片,釉層能夠均勻,色澤晶瑩滋潤,白釉如銀、青釉如玉,其精致程度令人贊嘆!
   潮州窯造型和裝飾上更是豐富多彩而無可倫比。僅就瓷碗而言;便有侈口、斂口、反口和瓣口,還有凸唇、卷唇、折唇,又有刻花、刻物(如鯉魚)、劃花、劃線等,加上大小高低之別,類型多達三十余種,還不包括釉色之別。而在工藝上也是當時世界上最大最先進的;如鯉魚壺的設計是把魚嘴上含喇叭形為壺口,魚頭、魚眼、魚鰓、魚鰭和魚鱗作模印而成為壺身,壺柄為魚鉤倒置,這優美的造型是富有想象力的裝飾工藝。另一種鳳首壺則吸收伊朗薩珊王朝飾品金銀器的造型,融合中國的制作工藝;把鳳首橫置在瓶頸上,使用是改握為抓,很適合于沙漠地區應用(可以系在馬鞍上)。而橫置的鳳身是中空的,在馬背奔馳時又能保證瓶里的水不會從瓶口溢出!這巧奪天工的設計真是令人驚嘆。
   筆架山窯宋瓷還有一項銘文字數最多、時間最久和內容最豐富的世界記錄:1922年在羊鼻崗出土的四尊佛像是周總理生前指示從香港購回的國寶級文物,佛像連座三十一厘米,風格古撲典雅,神態端莊慈祥,佛像座都有銘文;1980年8月出土另一尊在像座上刻有包括窯名、訂制人名、用途、燒制日期和工匠名字五方面內容的銘文共有七十二個字:
   潮州水東中窯甲女弟子陳十五娘同男劉育發心塑造釋迦牟尼佛像散施永充供養奉為亡夫劉第七郎早超生界延愿合家男女乞保平安熙寧二年(1069)
   己酉正月十八日題匠人周明
   此銘超過清高宗乾隆六年(1741)內務府唐英監制的青花纏枝蓮花瓶,該瓶有銘文六十八字,但只有監制人姓名、器物用途和燒制日期,對比潮州窯佛像座銘文,少了四字,還少了窯名和工匠姓名兩個方面內容,時間也晚六百七十二年!古瓷器銘文在國際陶瓷史上有極其重要的學術研究價值,這方面也是景德鎮瓷器所不能比的。
   同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潮州開元寺的大雄寶殿里還有北宋徽宗政和四年(1114)鑄的大銅鐘,高一點七米、直徑一點一米、重三千二百斤。上有銘文二十六行記錄鑄鐘原因、年代和有關人事,其中有“白瓷窯住弟子劉競、王滿、王長,順德鄺一娘各舍錢五貫文各祈平安”。可知鑄此鐘時筆架山百窯村繼其鼎盛期的熙寧后五十年還在經營,三個窯主和一個順德婦女(可能是其中一人之妻)共拿出二十貫銅錢參加鑄鐘,而鑄這個銅鐘才用八十五貫錢。當時十個銅錢為一串、百個為吊、千個為貫、一貫錢正常時為銀子一兩(有時銀貴錢賤、有時錢貴銀賤、比價不超過三成)。由此也可見百窯村窯主的經濟能力很強。這兩行銘文以前沒有受到重視,實質上是中國陶瓷研究史上獨有的寶貴資料,不但景德鎮沒有,而且世界上刻在銅鐘或銅器上的有關瓷窯資料也僅此一宗!
   潮州作為“中國瓷都”的必然性,還在于有其深遠的國際影響。泰國的潮州籍華僑最多,該國第一王朝建都于素可泰SUKHOTAI府,其宋加洛瓷器相傳是元代由五百名潮州工匠坐著三十三條船泛海到泰國建窯燒制的,從其依山而建的龍窯類同筆架山窯和瓷器風格同于潮州窯(此前誤認是浙江龍泉窯)來看,應該是潮州窯工到宋加洛建窯制瓷,而比宋加洛更早的速古臺瓷窯,則在宋加洛南面一百六十里,其窯體也類似于潮州北關窯上埔的唐窯,遺存物也和潮州窯相同。加上前面提及的曼谷出土潮州窯唐代青瓷大碗殘片,可知元代以前已有潮州窯工到速古臺建窯制作陶瓷以供素可泰王朝的建筑和日用,而先前認為是河北磁州窯工匠至此建窯之說是不可信的。越南的北寧和藩朗,在1465年的明憲宗成化年間便有潮州瓷工前往建窯燒制瓷器。當時景德鎮雖然是官窯,而且質量也好,但由于是內務府欽差監制,不但產量極少(不準老百姓使用和流通),而且官府還嚴格控制生產技術以防外傳。所以在國際影響和產量上,都不能和潮州窯相比,這就是歷史事實。
   由于潮州城郊到處是窯址,特別是筆架山一帶,所以人們見慣不奇,人們也沒有保護意識。1935年,意大利學者斐利專程到福建和廣東調查古窯址,他在筆架山窯采集了很多樣本。據他在調查報告所稱:潮州的古窯址為世界最大最多的古窯址,這里殘片遍布二平方公里,有很厚的堆積層,河邊堆積的古瓷片已達到十余尺厚。在改革開放之前,當地居民把瓷器的殘片和盒缽打碎后以立方米計算,作為建筑用的碎石出售,并且一直賣了幾十年!但時至今日,我們還能在山上找到瓷片和盒缽。早在1972年6月,廣東省考古訓練班便在筆架山窯址發現了三條北宋窯,并寫有《潮州筆架山宋窯發掘報告》一書出版。著名陶瓷專家曾廣億也有詩贊嘆:
   柴越鈞哥汝定官更無人論到潮安
   熙寧元祐年間字改寫陶瓷舊史觀
   由此可知歷史上著名的柴窯、越窯、鈞窯、哥窯、汝窯、定窯、官窯(景德鎮跟這七大名窯都不沾邊)都沒有潮州窯的生產規模和國際影響,中國的陶瓷史必須重寫!二十年后,曾廣億提出的倡議才得到認證,國家有關部門才恢復了歷史面目,歸還給潮州窯應有的榮譽。1980年8月,廣東省博物館又在筆架山發掘整理了三座宋窯,出土瓷器、窯具達六百五十五件!三個月后,北京故宮博物館的古陶瓷專家耿寶昌先生專程到潮州考察,當時他在潮安博物館作演講時,己提出潮州應該是“中國瓷都”的命題。
   四、明、清和民國初年潮州瓷器的出口情況
   明代和清代,由于景德鎮是官窯,所以在瓷器質量上優于潮州窯產品,但僅此而己,因為物以稀為貴,而在產量上,卻只是潮州窯的幾百分之一。康熙版《饒州府志,山川》有“昌江在浮梁縣(城,今新平鎮,在今市區北)之南,其水西流,會諸溪入鄱江。”昌江從景德鎮向西南流、經鲇魚山、鳳崗、古南到達波陽縣城,再經鄱江流入鄱陽湖。所以在古代,由于昌江能通小船處僅幾十里,故交通也不很方便的。從《琵琶行》詩中也可知樂女的丈夫到浮梁買茶要換上小船,讓她“江口守空船”。交通不便阻礙了景德鎮陶瓷生產的發展,那能比潮州“大海在其南”的優越地理位置。而明代潮州城西繼續生產和出口陶瓷,由于有深厚的歷史基礎和優越的運輸條件,所以還是“爐火燭天”,迅猛發展。當時還有今饒平新豐至九村一帶,繼續燒制青瓷器皿以供出口;以雞、鳳鳥紋作釉下彩,而且兼畫花草人物,也有題上詩句和書法的,質量上雖比不上景德鎮的官窯產品,但在外銷數量和總產量上應該是景德鎮遠遠所不及的。
   據《明英宗實錄•卷一一三》可知:“正統九年(1444),廣東潮州府民濱海者五十五人私下海通貨爪哇國(今印度尼西亞)。因而叛附爪哇者二十二人,其余俱歸。復具舟將發(再去),知府王源獲其四人、以聞”。《明憲宗實錄•卷二五九》也有“成化二十年(1484)十二月,有通番巨舟三十七艘泊廣東潮州府界”。可知當時潮州的外貿活動規模很大,其中的商品便有大宗出口的陶瓷器,因為在潮州,除陶瓷之外,當時也沒有什么商品可以走私。《明經世文編•卷二一九》中宰相嚴嵩在奏折中指出:有“潮州府潮陽縣違法前往琉球(今沖繩)一次便有海船二十一只,梢(公)水(手)一千三百名”。可知當時外銷瓷器規模之大,因為沖繩那里的博物館的明代瓷器多是潮州窯產品。
   潮州市博物館藏有明神宗萬歷二十八年(1600)立的《西廂陶工碑》,它是潮州大書法家吳殿邦(1582至1641年,字爾達,號海日,官尚寶卿)之父吳卜高等人所立。指出“西廂(時有楓溪、池湖、古板頭、蔡隴四村)下社民以造陶營生,凡上司:府、縣各衙(門)家伙及春、秋二祭,軍務,考校等項瓷器一暨答應(免費供用),另自出佚搬運。及以城外西壇、濠溝(三利溪)堤岸,官路工作(維修)”,可知當時因生產規模之大而負擔徭役之重。而1998年在西沙群島光華礁發現的明代沉船,上面的青花瓷器,也不少是明代潮州窯的產品,因為當時潮州窯以出產青花(俗稱:藍花)碗盤之類的日用瓷器而聞名南洋。潮州窯的明代青花瓷器雖不及景德鎮瓷器的精致,但由于釉下彩的原料是進口的,加上高溫燒制既耐用又便于運輸,所以便成為出口的大宗日用商品。
   1995年德國漢堡古船打撈公司在南中國海(南沙群島)打撈到一艘潮州紅頭船(俗稱:大五肚),從五個貨倉里得到了三十二萬件(只)清代青花日用瓷器!從其拍賣目錄的圖片上看,視其青花原料質量、圖案設計(釉下彩)和器物造型,均是潮州窯的產品,都和楓溪清代產品一致。清穆宗同治十二年(1873),潮州瓷器曾參加在奧匈帝國首都維也納舉行的世界博覽會。據其會刊介紹,當時在上海、香港、西貢(今越南胡志明市)、新加坡和曼谷共有一百多處經銷潮州窯產品的專賣店,其瓷器的精美和雅致為世人贊賞。而整個南洋群島以及阿拉伯世界,所有的大陶缸、薄缽,日用瓷器,歷來都是潮州窯所產。
   民國初年兩任汕頭市政廳長蕭冠英(字菊魂,大埔百侯人,1923和1927年)在《六十年來之嶺東紀略》提到:民國九年(1920),經汕頭海關報關的潮州窯瓷器是十六萬五千八百零六包裝件,價值三百二十九萬八千六十八兩關平銀,陶器七萬一千九十三包裝件,價值二十四萬一干七百十四兩關平銀,為當時各口岸出口陶瓷器之最。而次年也有瓷器十三萬九千六百九十五包裝件報關,價值二百八十七萬八千六百零五兩,陶器也有三萬五千八十五件報關,價值十二萬一千九百兩。連續創造了我國各海關中的最高陶瓷報關值!可知當時出口瓷器規模要比景德鎮大十倍以上,如果加上沒有報關的走私瓷器,以及內銷瓷器,估計潮州瓷產量每年己達到五十萬包裝件(五千萬件只)以上,這也是全國各陶瓷產區之最。景德鎮有關部門自稱1620至1657年有三百萬件(只)出口,折算起來平均每年也只有八萬只即八百件。目前,景德鎮陶瓷年產值僅二十億元,那能與潮州的一百五十六億元(其中創造了六億四千三百萬美元出口額)抗衡,目前全景德鎮陶瓷年出口也只有二千萬美元,還不如潮州一家大型民營瓷廠。
   由于古代的交通不便,潮州窯瓷器在國內的影響沒有景德鎮大,很多人也不了解潮州窯的歷史及其國際影響,加上潮州瓷是以外銷為主,歷來缺少宣傳,所以其輝煌歷史卻鮮為人知。有些媒體受到傳統偏見影響,誤認專家們把“中國瓷都”的稱號授予潮州是“暗箱操作”,這都是因為不了解潮州陶瓷生產的輝煌歷史所致。從1954至1984年的三十年間,國家和省級的陶瓷專家共有十七批次到潮州進行勘查發掘,潮州唐宋古瓷和現代大規模生產和高超工藝的面貌才比較清楚地呈現在人們面前。所以從本文提供的資料分析,我們可清晰地看到:潮州窯要比景德鎮早幾千年生產陶器,其產品質量在很長時間里都比景德鎮瓷器優越,總產量又是景德鎮的幾百倍或幾千倍以上,所以“中國瓷都”的稱號授予潮州是歷史使然,并非開“國際玩笑”。
   □陳耿之
   摘自2017年第2期(總第55期)《潮學通訊》
  
  
(發表日期:2019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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