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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應忘卻的名城勝跡


   提要:本文系《不應忘卻的郡治史跡》的姐妹篇。文章對已消失的唐代南山寺、深埋于地下的宋代太平橋、遺跡殘留江底的宋代龍湫寶塔以及雖存但屢遭破壞的明代林大欽墓等潮郡名勝古跡,在引錄史料對其考析的基礎上,提出最簡樸的紀念建議,供有關方面參考。
   筆者前曾作《不應忘卻的郡治史跡》(已發表在2017年1月5日《潮州日報》)一文,對韓愈建揭陽樓、故州治鴨湖、三陽門、潮州府署4處對潮州文化名城在歷史上有重要政治影響的古跡作史料引述,并提出紀念建議,希望引起大家留意。
   潮州有些古跡,如唐南山寺、宋太平橋與龍湫塔、明林大欽墓,雖未有揭陽樓那樣的歷史聲譽,但對潮州的社會發展史也有深遠的影響。它們雖尚“留影存跡”,但或僅存“點滴”,或埋于地下,也淡出人們的記憶。筆者想再引錄其史料,同時提出紀念建議,讓世人對其有更深刻的認識。
   南山寺與《題重建南山寺》碑
   南山寺,唐初建,位于現城南南碧園住宅區附近。
   歷代《潮州府志》對南山寺記述如后:明嘉靖郭志:“南山寺,即廣法寺,在南廂一里,洪武間(1131~1162)建。地基七十丈,海揭二縣田地塘三十五頃一十一畝三分四厘,糧稅一百六十二石三斗二升四合七勺。”清順治吳志沿郭志:“南山寺,在南廂一里,明洪武間建。”清康熙林志沿吳志:“南山寺,在南廂一里,明洪武間建。康熙六年(1667)知府宋征璧捐俸重建。”郭志、吳志、林志均持南山寺“明洪武間建”說。
   清乾隆周志有新說:“南山寺,在南廂一里,宋紹興間建,康熙六年知府宋征璧重建。”周志則持“宋紹興間建”說。
   至1992年釋慧原《潮州市佛教志》,才有較綜合系統的記述,現引述如后:“南山寺,即廣法寺,在南春路尾春城樓外。宋紹興間建。明洪武間重修,后廢。成化間(1465~1487)重建大雄寶殿,妝塑佛像,寺貌飭然壯觀。后周圍民居毀于火,寺遭其波及為劫灰,僧散亡殆盡,垣墉遺址寢以侵滅。萬歷十一年癸未(1583)冬,潮州知府郭子章、海陽知縣柯茂竹、揭陽知縣陳時霖暨府縣官員捐資重建,令僧如鳳、凈圭葺之,于甲申(1584)秋竣事,規模宏敝,視昔有加焉。寺本南向,重建后改東向,與郭知府新建之鳳凰塔遙相輝映,為鳳城增色不少也。清康熙六年丁未(1667)知府宋征璧重建。民國間尚有香火,現為潮州市副食品調味廠。按:明嘉靖(原文嘉靖二字應省去——引者注)《永樂大典卷五千三百四十三•學舍》:“建炎初,元(原)有旨罷神霄宮,其宮故廣法寺也。”是知建炎前,即有神霄宮,神霄宮前身即廣法寺。考宋徽宗崇信道教,當時可能改廣法寺為神霄宮,則廣法寺于徽宗之前已有之。《佛教志》也認為南山寺“宋紹興間建”。
   馬明達先生在《元代潮州史事零拾》(載《潮學研究(三)》,汕頭大學出版社,1995年3月)中引元名僧大䜣(1284~1344)撰之《潮州南山寺記》中載:“寺建于唐初,始未有產業,開元二十二年(734)有揭陽馮氏女以父母卒,無他昆季,修表持田券歸于寺,得租千二百石有畸。”認為南山寺應始建于唐初。本人贊同馬明達先生的觀點,并作《南山寺小考》(載《鱷渚志譚•地情述論》,深圳報業集團出版社,2014年8月)綜合分析,以為南山寺是較早建置的對潮州歷史社會發展有影響的重要寺廟。
   作為史料,清咸豐七年(1857)林大川《韓江記》對南山寺有較具體的記述:“南山寺,在春城樓外。久無僧住,滿目荒涼,將為廢寺。階下重建南山寺碑,郡守郭子章撰并書,書法特佳,作懷素體,可搥為帖。殿上羅漢最大,任爾棟折梁摧,緊持布袋,且自眉開眼笑,穩坐山門。”
   歷史上,南山寺幾經盛衰,明萬歷潮州知府郭子章對南山寺作重修,于甲申(1584)秋竣事,規模宏敞,寺門改南向為東向,郭并為之題詩。及清,南山寺又逐漸衰落,雖康熙六年(1667)知府宋征璧曾捐俸重建,但至咸豐七年(1857),南山寺已“久無僧住,滿目荒涼,將為廢寺”。民國間,南山寺尚有香火,但已不甚興盛。新中國成立后,南山寺曾改建為潮州市副食調味廠,現南碧園一帶便是其舊址。
   據載,南山寺原有碑刻2幅,即郭子章的《題重建南山寺》詩并序及郡人桂東知縣劉興學《重興南山禪寺碑記》,后寺毀碑佚。郭子章《題重建南山寺》寫于萬歷甲申(1584)孟冬。據其《序》,系“僧拭壁索題”,時應未刻碑。據光緒《海陽縣志•游寶積新寺》,碑刻有正書“建陽劉昭刻”5字;其后面按語載明是年同為郭子章寫的《題重建南山寺》同為劉昭所刻。林大川《韓江記•寶積寺》載,郭寫《游寶積新寺》系“因噱而題詩于壁”,則郭在南山寺,當“僧拭壁索題”時,或也“噱而題詩于壁”。盧蔚猷《海陽縣志》按:“劉昭,字建明,四川富順貢生,萬歷三十四年(1606)任潮州(督糧)通判,見周志。與子章仕不同時,意子章書之后,劉昭刻之耳。”盧志提出了先題后刻的見解。
   查周志載:“劉昭,字健明,四川富順貢生,以清慎著。”則劉昭字與盧志有“健”與“建”之別,但都同載為萬歷三十四年任。至于順治吳穎《潮州府志》,還增“署揭陽、平遠”一句。但吳志明代揭陽知縣、平遠知縣卻無錄劉昭其人,惟饒宗頤《潮州志》于揭陽知縣中“據吳府志及黃仕鳳《勸農亭記》”而補錄劉昭于汪起鳳與潘應龍之間。清雍正《揭陽縣志》之汪起鳳傳載汪任揭陽知縣在萬歷三十年(1602),那么,萬歷三十四年劉昭任潮州府督糧通判時并署理揭陽縣也算合理。據此,劉昭主持刻郭子章《題重建南山寺》碑或在萬歷三十四年前后,時距郭子章題詩于壁已二十多年了。
   近幸于城郊上埔村發現郭子章《題重建南山寺》碑刻(圖一),其字確如林大川所言,“書法特佳,可搥為帖”。《題重建南山寺》碑刻,是南山寺現存的惟一見證物。碑有潮州名宦、明萬歷知府郭子章手書,是本市不可多得的文物,愿能得到善待。筆者建議,在南山寺原址附近,如今廈寺公園,建一紀念亭,立現存的郭子章《題重建南山寺》碑刻,讓人對潮州唐名寺南山寺有著存念,也提高城南在歷史上的知名度。
   太平路與太平橋
   太平路,原俗稱大街,1922年因拓路得“太平”石碑而改此雅稱;太平橋,宋州治子城石橋,位于太平路頭,路或因古橋名而改稱謂。
   太平路,《潮州市湘橋區志》(嶺南美術出版社,2013年4月)載:為老城區中軸線。北起百花臺接中山路,南至環城南路南門古與南春路相接。長1742米,寬9米。舊稱官街、又稱大街。1922年擴馬路時于路頭掘得元代致和元年(1328年)石碑1塊,高2米,寬1米,上書“太平”兩字,故命名太平路,并筑圓形花臺,豎碑其上,圍種百花,稱百花臺(已拆除)。新中國成立后(仍)稱太平路。“文化大革命”期間稱東方紅大道,1976年復今名。昔沿街有明、清年代建的石牌坊33座,1951年因妨礙交通被拆除,現沿街保留有二目井、義井、四目井等古井(2006年市政府決定重建石牌坊,共重建石牌坊20座及其他配套設施,辟為步行街,成為潮州市一處旅游勝地)。
   太平橋,《永樂大典•潮州府》載:《三陽志》:太平橋,在州治之前(《永樂大典》卷5343第19頁);州治,自太平橋直抵三陽門,橋之四維,舊有四塔;外疏兩渠,中為官街。歲月浸久,塔之僅存者二。居民遂侵官地以廣其廬,溝藏于堂坳之中。通渠湫隘,累政因循而莫革者,百有馀年。淳祐丙午(六年,即1246年),陳侯圭欲復舊觀。……而官街盡復。……自太平橋至三陽門,長五百單五丈八尺,東抵西闊二丈四尺,官溝在外街之兩旁,石刻丈尺為誌。砥道軒豁,有中州之氣象焉。邦人紀善甫為之《記》,立石于宣詔亭之左。《三陽圖志》:丙子(景炎元年,即1276年)兵火,街路無恙,石與亭無存矣。(《永樂大典》卷5343第20頁)
   太平橋建于何時?《永樂大典•潮州府•城池》引《圖經志》“城池”:“州舊有子城,以金山為固。”《三陽志》“城廓”:“州之子城,依金山為固。前俛而后仰,由南而北,繞以濠,東則溪也。方創置之始,土工不堅。至和改元(宋至和元年,即1054年)之九月,鄭侯伸始至。不二月,興畚鍤,自農務外,閱八月而就。”“州子城門三,東、西、南,東門今廢。子城四圍凡六十步,高二丈有五尺,面廣一丈,基倍之。濠面闊七丈五寸,自城下轉西而南,繞廓之外,延袤一千二百馀丈。”“濠流自子城外,西漸入于湖。”(《永樂大典》卷5343第13至14頁)
   上引文對宋潮州州治子城及城濠、城門之描述,讓我們清晰了解到,宋州治在金山,環州治有子城,建于至和元年(1054)之前,城有東(面江)、西(面湖山)、南(面大街)3門,城外有濠,則城門口之濠上應有橋,而南門之橋就是太平橋,則太平橋應建于1054年以前,比廣濟橋(始建于乾道七年,即1171年)早一百多年。
   清代舊志,仍有太平橋的記載。乾隆二十七年(1762)《潮州府志》載:“太平橋,在大街,引上水門江水,繞縣治。”(卷十九第3頁)光緒二十四年(1898)《海陽縣志》載:“太平橋,在大街,自上水門引韓江水,歷橋而西繞縣治。今左右皆列肆,內有舊石刻‘太平橋’三字尚存。”(卷二十二第1頁)筆者有疑問,未知1922年掘得石碑是否這石刻,因時僅隔20多年,橋頭能有兩塊石刻嗎?
   或許因“左右皆列肆”建設的關系,太平橋被埋于地下。1989年(黃梅岑老師《潮州街道掌故》提“1987年12月”,渺之先生《宋代潮州城規模考析》提“1989年”,筆者查1988年出版《潮州市城市建設志》無提及此事,故依渺之說)因市政建設需要,于太平路北端百花臺地段發現埋于地下的太平橋(圖二)。據勘查,石橋三墩兩孔,南北向,長23米,橋面石梁長7米、寬0.7米,并列鋪架。因當時地處交通要道、縣委機關門邊,進行保護性建設的條件不具備,故重新埋于地下。
   筆者認為,現百花臺地段已非交通要道,原市委機關已拆建并計劃重新布建,在布建規劃中,應有太平橋面世的考慮,讓建于一千多年前的潮州州治前的古橋重見天日,為牌坊街旅游環境增添更具歷史文化意義的新景觀。
   龍湫寶塔與塔院維舟
   龍湫寶塔,為潮州八景之一,也稱“塔院維舟”。
   清乾隆間,邑人鄭蘭枝有《潮州八景•龍湫寶塔》詩:
   古塔崢嶸鱷水頭,瀠洄院落好維舟。帆藏燈影三更月,纜系鐘鼓(聲)五夜游。停棹不妨風瑟瑟,開窗正愛浪悠悠。幾層磴道遙望處,一幅江城入畫秋。
   清道光間,邑人鄭昌時有《韓江聞見錄•龍湫聽濤》詩:
   當年寶塔鎮龍湫,此日龍湫水自流。不改濤聲吹地轉,頻添月影(色)向人浮。春來正噀桃花浪,秋到宜維竹葉舟。幾許豪情輸枕畔,松風入耳夜颼飗。
   詩有序:界城東北,金山崖坳,韓江水曲,其地交流浹渫,激石匉訇,浪疊波旋,月中疑見塔影,入畫宜夜,舊云“塔院維舟”,今圮,上流障也。
   由序可知,龍湫寶塔原稱“塔院維舟”。
   關于龍湫寶塔的歷史,1991年曾楚楠先生曾作《龍湫寶塔史話》(載《潮州》1991年第3期)一文加以考證:其一,從《永樂大典》卷5345陳堯佐《戮鱷魚文序》及卷5343“古跡”引《三陽志》文推斷:知陳堯佐之祭鱷圖,其背景是金山后之石龜頭,當時圖中已繪有“水心浮屠”(塔)。而建塔原因是“即祭,乃以浮屠鎮焉”。盡管當時塔名不一定叫龍湫,但水心浮屠在潮州再無二處,其即為龍湫塔。則塔的始建年代,當在己亥歲(999年)之前。其二,從嘉靖《潮州府志•地理志》記載推斷:巒州塔則為龍湫塔始見于志書的正式名稱。其三,從清道光鄭昌時《韓江聞見錄》中載《龍湫塔》及《龍湫聽濤》詩推斷:塔得名因其處有龍湫泉;塔嘉慶年間已毀,原因是韓江下游河床增高,迫使上游水位上升,洪峰來時,塔被沖毀。
   但龍湫塔確實存在,曾文有對其遺址發現的記述:1991年,潮州出現了歷史上少見的旱天,韓江水位降至8米多。6月初,在與北閣遙對的江心,顯露出一堆礁石。經乘船實地觀察,該石呈南北走向的帶狀,長約70多米,寬5—10米。因表層高低不一,故從水平方向看,礁石帶并不連續而成群島狀,其中以北端礁島體量為最。據老梢公介紹,該礁昔年在枯水期常露出水面,當時尚留有石塔部分殘基。到上世紀50年代,為防過往船只觸礁而組織潛水員作水下爆破,此后石礁遂無“出頭”之日。經仔細尋覓,果然發現石上尚有殘存炮眼,而在犬牙交錯的石縫中,又見一段約60厘米長、15厘米寬的四方柱形石塊,其表面布滿青苔,擦洗后雖未見花紋或文字,但從其三面規整、一面粗糙的外型看,顯然是人工敲鑿而成的石磚。這些都證明梢公所言不虛。如再把清代《潮州古城圖》描繪的江心塔基和該礁石相對照,可發現兩者位置完全吻合。綜上所述,我們可以肯定:與北閣相對的江心石礁,即為龍湫寶塔遺址!
   2002年5月上旬,韓江出現60年一遇干涸現象,龍湫塔遺址又露出水面。市志辦曾秋潼、吳淑賢諸同仁到實地考察,并對龍湫塔有形遺物作攝影留存(圖三)。曾秋潼先生作《亦談龍湫寶塔》一文(發表于《潮州》2014年第3期),其中對塔原構件作詳細記述,本文便不再贅錄。
   對于龍湫塔,筆者有兩點建議:
   其一,從潮州八景之一稱,還以“塔院維舟”為名好。八景之各景物均以動態稱名,如“湘橋春漲”。即便是“韓祠橡木”,其核心也是“韓祠橡花(開)”。且“塔院維舟”是原稱,恢復之沒有不可。至于龍湫塔已消亡,用鳳凰塔代之為八景,更是無奈之舉。
   其二,以塔基再建塔沒有可能,但現韓江水利樞紐建成,水位平穩,在原塔水位上,立一定位塔狀航標燈(是否可行,本人不是水上建筑行家,應由專家定),以詠塔詩或構件圖等環塔身,成為廣濟橋、金山大橋之間的江面一景。尤其是夜里,燈亮圖現,讓人遙望而思潮州八景之一“塔院維舟”的存在。
   潮州唯一狀元與林大欽墓
   狀元林大欽(1511—1545),字敬夫,號東莆,海陽縣東莆山兜村人。幼聰穎好學,熟讀三蘇文章,工詩善對。嘉靖十年(1531)中舉人。翌年,上京赴試登進士,在殿試《廷試策》中直指“三冗”(冗員、冗兵、冗費)時弊,陳明“均田、擇吏、去冗、省費、辟土、薄征、通利、禁奢”等八項治弊的施政方針,博得嘉靖皇帝賞識,被欽點為狀元。后授翰林院修撰(從六品)。嘉靖十四年因母病乞歸,“結講堂華巖山,與鄉子弟講貫六經,究生命之旨。”嘉靖十九年,因母逝哀傷過度,大病一場。嘉靖二十四年(1545)病卒,年僅35歲。有《東莆先生全集》傳世。
   林大欽墓(圖四)在桑浦山狀元埔,筑于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墓面向西南,由封土堆、碑亭和石雕組成。碑亭高約3米,花崗石結構,重檐歇山頂,亭內藻井刻八卦太極圖,橫額刻“東莆佳城”4字。碑正面中書“狀元及第翰林院修撰東莆林公墓”,右下角小字刻“孝子天繼泣血立石”。墓前有一對雕刻精細,高1.25米、長1.6米的佇立石馬;和一對形象生動,臥高0.66米、長1.05米的石羊。林大欽墓地處桑浦山旅游景區中,周圍綠樹成蔭,風景雅致。1987年,林大欽墓被列為潮州市文物保護單位。
   林大欽,明嘉靖十一年(1532)壬辰科狀元,是時潮州府域(即現汕潮揭三市及梅州6縣區地域)從唐至清有科舉制度歷史上唯一狀元。因英年早逝,存世僅一書(《東莆先生全集》)一墓(桑浦山狀元墓)。
   林東莆先生集六卷,《潮州藝文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4月)有載,饒宗頤先生作《跋》云:林太史大欽敬夫,所著《東莆先生全集》,光緒二十五年己亥(1899)冬十二月重刻。共五冊,分六卷,卷一、卷二為制策,卷三、卷四為雜文、書扎,卷五為詩歌,卷六為制義;首載各家序文,并薛中離撰《傳》,林熙春為諸生呈林太史鄉賢稿二篇。林大欽著述自嘉靖首刻至民國鉛印,幾經重版,因時間與收藏原因,再版時多有缺略。因而蔡啟賢先生指出:“現有版本于字、詞、句訛奪掛漏必定不少,故我說現在能讀懂《林東莆全集》的人更少。”為幫助我們了解林大欽,1995年,潮汕歷史文化研究中心主持,由黃挺教授點校并寫7000多字的《前言》作導讀,蔡啟賢先生作《序》,《林大欽集》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面世。比起舊版《東莆先生全集》,《林大欽集》成為能有更多閱讀層面的書籍。
   林大欽墓,座落于桑浦山麓。雖列為潮州市文物保護單位,但由于桑浦山旅游區現尚未得到有效開發,行人較少,而使其顯得有點孤寂,且以前還曾被人盜挖過。這里必須強調,當代對名人古墓的保護、研究與開發,備受社會的重視。十三陵的保護與開發,馬王堆古墓的文化價值,尤其是這次海昏侯墓的發現,除文物價值外,依墓中文物還引起史學工作者對劉賀廢帝稱號的重新審視。因此,保護林大欽墓是十分重要的。
   記得前些年,有關方面曾提出開展以林大欽為研究對象的“狀元文化”研究。筆者覺得“狀元文化”是漢學(饒宗頤先生主張稱華學)研究的范疇,是一個宏觀論題,5集電視紀錄片《科舉》就是對科舉制度包括狀元文化的詮釋。一方面,我們必須注意到,從唐武德五年(622)孫伏伽至清光緒十三年(1904)劉春霖,共產生500多位文科狀元,他們的人生之路不一。就我們熟悉者講,林大欽聰明博學,但官才從六品,壽僅三十五,留世東西不多,因而其歷史影響受人們所忽視;文天祥(宋寶祐四年丙辰科狀元),官至右丞相,輔佐宋室,蹈海存節,成為在中國歷史上很有影響的民族英雄。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注意到,正如僅以韓愈為對象的學術研究,不能稱“唐宋八大家研究”,只能稱“韓愈研究”或“韓學研究”一樣;以林大欽為研究對象,只能稱“林大欽文化”研究(這是潮學研究的范疇),如其文化水準未具備系統性,還不能叫“林學研究”。
   況且,開展“林大欽文化”研究并非易事,潮汕歷史文化研究中心作為一個專家云集的學術團體,出版《林大欽集》,但據我所了解還未開過一次專門的“林大欽文化研討會”。至于我們一個基層單位、一群像我這樣的草根文化人,對事古論高的林大欽文章,要真讀懂已很困難,更不說要把其看成一個特定文化概念來作出系統性理論研究。要達到這個目的,只有高層面的重視、專家的參與才能實現。筆者以為,當前我們不如學習潮汕歷史文化研究中心為敬重先賢出版《林大欽集》的辦實事精神,保護好現存林大欽墓。比如說,像潮州江夏文化研究以“黃公墓”為依托擬建潮州江夏文化公園那樣,由有關單位或民間團體組織發起,以維護林大欽墓為主要目的,以弘揚林大欽文化為主題,籌建“狀元埔文化公園”或“林大欽文化公園”(名由發起單位定,這里只是暫擬)。如能建成,對粵東唯一狀元之墓將起保護作用,讓潮汕學子弘揚林大欽精神,或成為林姓鄉親、甚至海內外潮人和諧進取的紀念場所,也必將成為桑浦山旅游區的一大亮點。
   潮州(府域)歷史上只有一位狀元,一位對潮州的社會和文化起巨大影響的狀元,我們要在不斷的學習中對林大欽文化認真研究,但當前對林大欽墓的保護,是當代潮人的職責。
  
   □黃繼澍
   摘自2017年第2期(總第55期)《潮學通訊》
  
  
(發表日期:2019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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